成都自古商贾云集，是一个内外交融的大都会。汉代成为全国的五大商业都会之一，与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城并称为“五均”。西汉时期，成都的织锦业驰名天下，在城西南筑有锦官城，故成都又有“锦官城”、“锦城”之称。成都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商埠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成都何时建城，有两种说法：一是公元前316年（秦惠文王二十二年）秦灭蜀国，六年后命张仪、张若兴建，距今有二千三百多年，后人称为“秦城”。二是据《蜀王本纪》载“蜀王据有巴蜀之地，本治广都樊乡（今成都市华阳镇一带），徙居成都”和《华阳国志》“开明王自梦郭移，乃徙治成都”之说。

        成都僻处西南内地，四面是高山，易守难攻，自古以来一向为兵家所称道。南面经长江虽可直通沿岸各地，但巫山、三峡历来号称绝险。巫峡一百六十里，三峡七百里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，重岩叠障遮天蔽日，当地歌谣说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。”北面经子午谷、骆谷、褒斜谷、故道四途越过秦岭可与关中相通，但这四途都很狭窄艰险。子午谷、骆谷、褒斜三谷均不通车马。尤其是沿途所修的栈道，一头在山腹峭壁上凿孔，一头在谷底激流中立柱，架桥连阁，鬼斧神工，自古以来叹为观止。唐代李白《蜀道难》诗说：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”成都有了高山险途的屏障，从而使它与中原各地相对隔绝，易于割据。

        成都土地肥沃，气候温暖，水源丰沛，农业发达，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农业区之一。有了发达的农业，也就有了独立于中原之外的经济实力。

        西汉末年公孙述为蜀郡太守，割据称王。大臣李熊又劝说公孙述称帝，说：“蜀地沃野千里，土地肥饶，果实所生，无谷而饱，女工之业，覆衣天下，名材竹杆，不可胜用。又有鱼盐铜银之利，浮水转运之便。北据汉中，杜褒谷、斜谷之险。东守巴郡，拒扞关之口。地方数千里，战士不下百万。见利则出兵而略地，无利则坚守而力农。东下汉水以窥秦地，南顺江流以震荆扬。所谓用天因地，成功之资。”公孙述自己在梦中也听见有人对他说：“八厶子系，十二为期。”八厶子系是与“公孙”二字。公孙述对妻子说：“虽可贵为帝王，但国运太短，怎么办？”妻子说：“朝闻道夕死尚可，何况是十二年？”于是公孙述自立为帝。李熊对公孙述的劝说不无道理，可惜公孙述的为人性情苛细，不见大体。称帝以后，他既不能采纳荆邯的建议，出兵江陵占据吴楚，出兵汉中平定陇西汉中，又不能安心经营，劝课农桑。大将还没有论功，他先封了二子为王。出入宫殿，必定先要陈列骑士仪仗。在南郑修建行宫，在汉中积谷，养甲兵数十万，并在成都修造了一座十层的赤楼，栏槛都用丝帛装饰，大事侈靡。后来公孙述被光武帝的大将吴汉打败，公孙述战死。吴汉在成都纵兵大掠，焚毁了公孙述的宫室。

        东汉末年刘焉任益州牧，割据四川。刘焉原为宗正、太常，是朝廷九卿之一。他见东汉末年朝政将乱，就自求任地方州牧以避乱，开始求的是交趾州牧，后听人说"益州分野有天子气"，就又通过关系请求出任益州牧，以成都为新州城。刘焉入川后，利用五斗米道的残余势力，遮断汉王廷与四川的往来联系，同时诛杀蜀中豪族大姓，发展刘氏私家势力，割据四川称雄。194年，刘焉病亡，其子刘璋继任其本兼各职。刘焉死后，刘璋因为五斗米教发展危害到了自身利益，遂与之决裂，杀五斗米教教主张鲁之母。200年，巴西人赵韪起兵攻刘璋，蜀、广汉、犍为三郡起而响应。刘璋虽平息了这场战事，但民心已失。刘焉父子占据益州二十余年，刘焉嗜刑好杀，他的儿子刘璋性情闇弱，于是刘备君臣乘虚进入益州。刘备进围成都时，刘璋尚有精兵三万人，城中粮谷足支一年，臣民都想坚守，刘备连攻数十日不克。此时，勇将马超投降刘备，马超素有勇名，为刘璋所惮，刘备便令马超劝降刘璋。刘璋说：“我父子在州中二十余年，没有恩德加给百姓，三年来却战事不断，心何能安？”于是开城投降了刘备。后刘璋在公安病亡。史家评论说：刘焉见世事艰危而求避乱也算有先见之明，但他见到益州地广财多便有僭越之心。可惜事在人为，他的儿子暗弱，不能闭关自守积聚国力，却将益州拱手让给别人，可谓“羊质虎皮，见狼则恐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诸葛亮在《隆中对策》中陈述益州形胜说：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。若跨有荆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治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，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，将军亲率益州之众出秦川。如此则霸业可成。”诸葛亮对刘备的建议和李熊对公孙述的劝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刘备依照诸葛亮的设想，在赤壁之战以后占领了荆州，随后于建安十六年(公元211)进入益州。章武元年（公元221），刘备在成都称帝，国号汉，世称蜀汉。